摘 要：常人方法学告诉我们，行动主体具有“权宜性”“索引性”和“反身性”等特点，主体间的社会互动正是借此而得以产生和展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需要借助于社会互动，而微观的社会互动所具有的“权宜性”“索引性”和“反身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必须要做到培育的情境化、系统化和权威化，唯有如此才能和不同的主体形成全面、持续和有效的社会互动，进而顺利地实施和开展个体的社会化工作，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关键词：常人方法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情境化;系统化;权威化
中图分类号： D6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2-0026-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关涉到我们能否顺利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社会学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中，个体都必须要进行相应的社会化，社会化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存在乃至发展是极其必要的。实际上，社会化的过程就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相互作用的过程，即社会互动的过程。换句话说，人的社会化只有在社会互动中才能完成。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无法离开主体间的社会互动。受此启发，我们尝试通过一种微观的社会互动理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培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机制，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
一、“权宜性”与培育的情境化
行动主体具有权宜性（contingency）特点。在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中，他所发现的日常生活世界秩序得以建构和解释的第一个机制就是行动的权宜性。所谓行动的权宜性，是指“行动并非按照事先规定的规则进行，而是行动者根据局部情况，根据场景条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完成的”[2]54。也就是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活动并非一劳永逸地依靠某种规则来加以解决，而是行动者根据情境的变化，然后凭借复杂的技术和方法不断灵活变通自己的行动来加以完成。加芬克尔认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很多这样的现象和行为，以至于大家见怪不怪，认为这些维持互动所进行的努力、过程和方法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当这些理所当然的东西一旦被打破的话，“失范”和“混乱”就会一览无遗，社会行动的内在组织过程就可以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学家为了让这些普通人维持互动所进行的种种努力成为可观察的行动和对象，就采用了一些特殊的方法，有目的地破坏人们这种想当然的努力，进而造成互动的中断和失败，以便凸显这种理性的组织过程，这就是加芬克尔所谓的“破坏性实验”。在其中的一个破坏性实验中，加芬克尔要求自己的学生以借宿者的身份在家中与自己的亲人进行交流互动，并要求他们记录整个过程。学生们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回家后便以借宿者的身份与家人相处，表现得异常绅士和礼貌，连打开冰箱都要说声抱歉。后来在学生们的记录中加芬克尔发现，这些学生的家人对自己孩子的行为表现得十分震惊和焦虑，他们觉得孩子一定是生病了、發疯了。互动很快就无法维持，只能草草收场。由此可见，在日常生活中，主体之间互动的维持实际上需要依靠双方的努力，他们必须要注意到彼此间的身份、地位以及其他情境的变化，只要一方忽略或漠视这种情境，正常的互动立刻就会被打断，交流和沟通就会因此而失败。
在生活世界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也涉及权宜性的问题。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主体，政府、学校、媒体、社区、社会组织及其相关人员在与自己的培育对象进行互动时，必须要充分地考虑到互动的权宜性，必须要高度关注培育的情境化。所谓培育的情境化，就是培育主体要改变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刻板互动模式，要根据培育对象的特点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对互动模式作灵活的应变，以保持互动的全面性、持续性和有效性，顺利达成培育的目标。当下，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情境化，培育主体必须要针对不同的人群和环境，灵活地运用显性化和隐性化、严肃性和生动性的培育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开而严肃地宣传，以抵制西方的腐朽思想以及所谓的普世性价值观，毫无疑问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教育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意义重大。这种培育方式对于大部分成年人来说效果良好，但对于一些特殊人群，由于他们的特点和所处的情境造成这种培育方式效果不佳，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少年儿童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3]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象中，青少年群体确实非常特殊。在他们自我性格的形成时期，常常通过否定权威和标新立异来寻求非凡，以获得满足和确立自我，同时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在客观上呼应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形下，显性和严肃的培育往往会导致他们漠然的态度甚至是对立的情绪。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要适应这些群体的特点，作出情境化的处理——隐性化和生动性，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4]。对于这样的特殊群体，我们要不断创新互动平台，努力创新话语体系，适应他们的年龄特点，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流。譬如，由中共福建省委教育工委主办的福建省高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马当先”知识竞赛，就是一个很好的与青年大学生进行互动交流的平台，该平台的创建有效地激发了高校大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情，很多媒体惊呼“马克思主义传播在福建省大学生中火了起来”。另外，中央电视台所播放的一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灯谜歌，它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引人入胜、琅琅上口的儿歌，让孩子们在歌舞欢笑中得到了主旨教育，不经意间系好了人生的“第一粒纽扣”。这些互动方式之所以效果极佳，究其原因，是因为它尊重了受众主体的特点，以一种合乎他们特点的方式与之进行交流沟通，因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探究和摸索，完善与不同对象互动的方式，找到适合不同群体的各种培育情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