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学界对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探讨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种形态的争论上：新帝国主义和帝国。新帝国主义仍然是一种帝国主义，它基于民族国家主权的维护作用，强调了一种以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资本的帝国主义，表现为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主权的合谋。帝国超越了帝国主义，表达了一种空间开放的主权特性，把全球秩序视作资本统治原则的内在化，并用这种资本的统治原则完全替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新帝国主义囿于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无法阐释资本统治的全球性体系，帝国只关注资本的统治原则而忽略了民族国家主权的保障作用。资本的统治原则与民族国家的主权之间是一种不在场的关联形式，它们共同表征了一种基于帝国主义的帝国式的主权形态。
关键词：帝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主权
何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形态？这是一个在宏观视域进行资本主义研究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它为资本主义批判以及之后的变革提供了认识论前提。针对这一问题，当代西方学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统治形态：新帝国主义和帝国。新帝国主义是一种由西方右翼学者提出的、为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新的统治形态理论，帝国则是由当代激进左翼学者哈特和奈格里提出的资本的全球化统治的新秩序，二者共同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统治的理论表征。那么，何种统治形态在逻辑上更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这是我们必须要澄清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要揭示出二者在相同的环境下产生的差异及其内在原因，而且要在二者的差异对比中找出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只有在这种对问题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的辩证理解中，才能达到全面地阐释当代资本主义统治形态的目的。
一、与“帝国主义”合谋的“新帝国主义”
随着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浪潮的出现以及冷战结束带来的世界统治格局的深刻变革，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统治全球的帝国主义新形态。为了与传统充满战争和暴力掠夺的帝国主义相区别，西方右翼学者将当下这种看似更加温和化和人性化的统治形态称为“新帝国主义”，并试图维护这种新的统治。与右翼学者不同，西方左翼学者则普遍以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种统治力量，意图揭示其中所蕴含的相比于传统帝国主义更深层次的虚假性和欺骗性。在理论与现实的共同关照下，“新帝国主义论”成为了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统治及其批判所聚焦的核心话题。既然是“新帝国主义”，那么相比于“帝国主义”，它“新”在何处？这是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显然，这不仅是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一般性问题，而且需要确定“帝国主义”的内在本质，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关于“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问题。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帝国主义之“新”，还需要深入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中去发现它具体的时代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
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的解读需要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去寻找答案。如果以资本主义的出现作为界限，那么帝国主义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传统的帝国主义和资本的帝国主义。其中，传统的帝国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之前，如罗马帝国，它表达了一种以民族性为基础、以政治权力的扩张为目的去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方式。“殖民主义，就其最好的意义而论，是民族性的自然外溢。殖民者将自身所代表的文明移植到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这就是殖民主义的标准”，2这一标准往往通过暴力和战争的途径去实现。资本的帝国主义则从19世纪60年代末一直延伸到20世纪末。在此过程中，与传统的帝国主义相比，资本的帝国主义在其统治目的、统治对象和统治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变。首先，转变发生在帝国主义的统治目的上。虽然资本的帝国主义依然对外实行殖民主义，其内涵与传统帝国主义并无区别，但是其殖民政策并不单是为了民族国家政治权力扩张，更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它建立的是一套“以聚敛财富为目的的军事专制暴政”。3其次，帝国主义的统治对象发生了转变。传统的帝国主义是通过对资源的血腥掠夺来实现的，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帝国模式是历史上第一种不仅仅依靠瓜分这块或那块领土、或者统治这里或那里的属民的帝国主义。它需要俯视整个全球的国家体系，并确保帝国资本能够安全、有收益地在其中畅通运行”。4最后，帝国主义统治的主体发生了转变。传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是民族国家，它们是殖民权力的掌控者和暴力的实施者;但后期帝国主义的统治主体则是资本以及由其产生的控制秩序。这时“根本不存在直接的强制关系。形形色色的强制不是由宗主国（直接）施加的，而是‘经济性的’，是来自于市场的”。5
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可是，一些学者对帝国主義的理解往往是以常识的认知为基础，把帝国主义当作一个指向固定形态的名称，而没有在概念的具体内容上去把握帝国主义，以致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变革而把它简单地等同为传统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进而将其视作所有历史阶段的帝国主义的一般性形态。但是很明显，这种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不能完全表现出在资本的帝国主义中作为核心的资本社会的经济统治形态，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殖民政策和帝国主义在资本主义最新阶段以前，甚至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已经有了。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罗马就推行过殖民政策，实行过帝国主义。但是，‘泛泛地’谈论帝国主义而忘记或忽视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必然会变成最空洞的废话或吹嘘，就象把‘大罗马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那样”。1因此，对帝国主义的一般性理解必须进入帝国主义概念的历史内涵中;深入到民族国家的殖民主义与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双重规定中去。
“新帝国主义”归根到底就是在这种对帝国主义一般性的双重规定的理解上进行的。伍德对新帝国主义的产生前提做了一个判断：“新帝国主义之所以成为新帝国主义，就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2可以说，这一判断直达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这是因为，伍德认识到新帝国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无需基于领土的政治力量的扩张就能强加霸权的独特能力。在所有其他形式的帝国中，霸权的范围直接依赖于地缘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范围。只有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自主的经济支配形式”。3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基于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种起着支配性作用的霸权力量，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能量的源泉，实现了帝国主义统治方式的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它促成了资本的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的转变。而早期资本的帝国主义之所以仍然以殖民统治的方式获取经济利益而没有形成这种资本自身的支配性力量，归根到底在于那一时期的资本本身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取得霸权统治的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4也就是说，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才能呈现出新帝国主义的统治形态。因此，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新帝国主义统治形式产生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