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产融结合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新时代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首先从“由融而产”和“由产而融”两个路径分析了产业资本与金融结合的风险生成机理;从“产”与“融”的资产形态、组织形态和产业形态三个基本形态出发，阐述了产融结合的基本表现形式;继而从中国发展实际出发，从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化机制、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监管体制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我国出现产融结合风险的原因;最后从完善产融结合市场机制建设，建立健全产融结合监管协调机制，采取多种措施对内部交易进行监管，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和加强产融结合人才培养几个方面提出了产融结合风险防范的策略选择，以有效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的发展。
关键词产融结合产业资本金融资本风险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3-0040-08
一、引言
从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西方的产业与金融垄断组织的出现就开始了产融结合的进程，随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发展，国际上大公司、大集团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资源整合等途径实现了集团公司内部资源的重组，由此使得产业资本的活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并使集团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取得显著提升。与此同时，金融资本一方面通过信用、资源整合等手段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加速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和重组;另一方面通过催生新产业及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来获取丰厚的回报，并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李书华、李红欣：《产融结合的风险管理研究》，《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2008年第2期。数据显示，全球前500强企业集团中产融结合型企业形式的占比高达80%以上。苏云成：《中央企业产融结合研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2年。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产融结合是金融业和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对新常态下我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经济正处于缓增速、调结构与前期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时期，国民经济步入到低利润率阶段，而金融业凭借其严格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其对于现代经济的中枢作用，仍可在经济转型期获得远高于其他行业的利润率。这一利差的存在，使得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资金涉足实体经济的激励正在减弱，也提升了实体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进入金融业的意愿，这会导致更多的货币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国内德隆、闽发等产融集团的失败也给我国的产融结合敲响了警钟，并引起了相关部门与学术界的重视。
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是在市场机制的条件下，从信息不对称、J.C.Stein，“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Corporate Resources，”Journal of Finance，vol.52，no.1，2012，pp.111～133.委托-代理K.J.Stiroh and A.Rumble， “The Dark Side of Diversification： The Case of US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vol.30， no.8， 2006，pp.2131～2161; D.S.Scharfstein and J.C.Stei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Divisional Rent-Seeking and Inefficient Investmen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vol.55， no.6， 2010，pp.2537～2564.以及内部资本市场T.Khanna and K.Palepu， “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 Journal of Finance， vol.55， no.2， 2000，pp.867～891.等方面探討产融结合风险相关问题的。但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西方国家的产融结合路径与经验并不一定适合我国实际发展情况。国内学者对于产融结合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类型及其划分以及风险带来的后果两个部分。在风险类型及其划分方面，魏遥与雷良海指出产融结合在实现管理、战略、财务以及经营方面协同的同时，也会带来道德风险、利益冲突、财务断链、风险传染等风险。魏遥、雷良海：《产融集团协同价值与风险的均衡模型分析》，《商业时代》 2009年第15期。王之君认为我国的产融结合面临着内部和外部两种风险，内部风险包含股权转让风险、资本市场投机风险、股票投机风险、融资风险和产融资本发展失衡风险等，而外部风险则表现为监管不足和政策风险等，并构建了产融结合风险集成管理指标评价体系，以对产融结合风险进行评估、预警和处置，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内外部风险防范对策。王之君：《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及风险防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大学，2010年。孙源指出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存在产融无法有效协同、利用金融优势盲目扩张、对金融机构风险估计不足、相关法律和监管缺失以及由产融结合带来的风险强扩散性和道德风险等潜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防范建议。孙源：《我国企业集团产融结合的有效性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西南财经大学，2012年。在产融结合风险的后果方面，李革森李革森：《我国产融结合的绩效检验——来自证券市场的证据》，《开放导报》2004年第2期。与张庆亮、孙景同张庆亮、孙景同：《我国产融结合有效性的企业绩效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7年第7期。的研究表明，产融结合对于企业业绩无显著作用甚至为负。而蔺元的研究认为产融结合对于企业业绩有正向影响。蔺元：《我国上市公司产融结合效果分析——基于参股非上市金融机构视角的实证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年第5期。针对两类不同的研究结果，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解释。姚德权等认为产融结合的风险因素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效率;姚德权、王帅、罗长青等：《产融结合型上市公司运营效率评价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11年第3期。李维安、马超认为产融结合因加剧了企业过度投资而导致投资效率下降。李维安、马超：《“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模式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控股金融机构的研究》，《金融研究》2014年第11期。而赵通、任保平的研究指出，产融结合通过信息效应、资源效应以及协同效应促进了产融双方的发展，但同时我国目前还面临着“由融而产”加速了资本“脱实向虚”以及“由产而融”导致的实体产业资本错配的双重困境，所以产融结合风险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赵通、任保平：《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融合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贵州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