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53年美国“黑船”叩响国门起，日本用百余年时间从一个落后的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成就了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独特模式。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始终是中国最好的镜子。我们邀请我刊主笔、著名作家马国川与特劳特伙伴公司全球总裁邓德隆进行对话，找寻近当代日本两次崛起、又走向失落的答案，以及日本经验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启示。
明治维新：企业的崛起决定了国家的崛起
马国川：依靠明治维新，日本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了世界公认的强国。您认为明治时代日本崛起的秘密是什么？
邓德隆：日本有很多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在制度创新层面，日本的发展历程值得借鉴。从战略定位的专业领域，需要特别关注一个人物——涩泽荣一。
马国川：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家。
鄧德隆：涩泽荣一赴欧洲游学，将先进的企业制度带回了日本，这是日本能够崛起的绝对性力量之一。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
“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制度帮助涩泽荣一在明治维新期间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而此时，中国还在采用着“官督商办”的制度。在制度创新层面，中国落后了。
马国川：1870年，中国正在进行“自强运动”。
邓德隆：我们的改革只停留在引进技术的层面，像李鸿章的造船厂、左宗棠在福建的船政厂……从学习先进技术的角度而言，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但我们输在了哪里？输在了没有制度创新。
马国川：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重技术而轻制度”的国度。但日本却自19世纪起就和世界保持了某种同步。
邓德隆：其实在19世纪后期，张謇曾经借鉴了涩泽荣一的经验，在江苏南通推行制度革新，取消了“官督商办”制。但可惜的是，这次改革并没有推广至全国范围。如果能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同时引入，中国也许会和日本一样早早地崛起。但第一次制度创新的机会，就这样被我们错失了。
马国川：正是因为同时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和制度，日本的企业才能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非常高的起点之上。而正是企业的崛起，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崛起。
邓德隆：中国应从“明治维新”中得到的教训是：不能眼里只看到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技术当然要引进，但千万不要只引进技术。比技术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经济制度。
马国川：您说得非常准确。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制度高于技术》。技术好学、而制度难以建立和被真正引进——这一观点在100多年的历史中被反复证明。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可以说是一个后发型、追赶型的国家，不断追赶着现代化的进程。但仅就这一段历史而言，日本的现代化故事是成败参半的。因为明治后期，日本出现了自满的心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20世纪30年代，日本进入了战争状态。在这一时期，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变成了“战争机器”。
战后起落：两次制度创新后走向失落的二十年
马国川：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东京塔的建成为标志，日本经济迎来了又一次起飞。在这一次战后崛起的过程中，日本企业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邓德隆：我依然会从经济制度的层面去看待日本的这次崛起。在二战之后，日本又和明治维新时期一样，引进了两种成功的企业制度。
第一次成功的制度引进，是通过美国的爱德华兹·戴明博士实现的。这一制度被称作科学管理，又名泰勒制。科学管理就是把农民的生产力转化为工人的生产力。二战期间，美国通过泰勒制大幅提升了整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
马国川：所以盟军能够打赢二战，就得益于泰勒制。
邓德隆：泰勒制能够把复杂的任务解构成为一个个简单的流程。当全民都转型为产业工人时，生产力的转化效果极为惊人。正是因为看明白了这一点，日本才通过戴明博士引进了泰勒制。
生产力提升之后，二战时期的美国一年就能培育出上百万的知识型工作者。他们的就业需要大量组织来吸纳，所以新一次的制度革命就发生在组织管理领域，代表者是彼得·德鲁克，他提出，未来的社会必须转型成为“知识型社会”，要使知识工作者能够在组织中发挥生产力。这个转型必须得到解决。
马国川：德鲁克很了不起，不仅是一位管理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
邓德隆：是的。为了辅导日本大型企业进行组织管理变革，德鲁克在日本居住了长达25年。20世纪80年代时，日本曾经让美国人感到害怕，觉得日本崛起的速度非常快。
马国川：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日本又开始变得“失落”了。
邓德隆：“失落的二十年”。
马国川：如果要从现在算起，得有30年的时间了。从安倍晋三时代开始，日本经济才有了一点起色。
邓德隆：但也是后继乏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最辉煌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曾令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研究过一个国家性课题——日本为什么这么有竞争力。
这个课题小组很有意思，他们接课题的时候，题目还是“日本为什么这么有竞争力”，但波特研究之后交出来的报告上，题目变成了疑问句。
马国川：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邓德隆：波特经过研究发现，虽然当时的日本看起来咄咄逼人、富得似乎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但其竞争力却不能持久。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进行了一场新的制度变革——“战略管理”制度横空出世，标志着管理学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美国学界发现，一个企业、一个产业乃至一个国家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能不能拥有科学的战略定位。
用一句话来解释“战略定位”，就是“和你的竞争对手做不同的事情”。波特发现，日本虽然在提升运营效益方面能够领先全球，但在战略定位方面的表现却非常糟糕——几乎所有日本企业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很少企业能摸清自己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