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年来若干学科快速发展，尤其是认知神经科学（脑成像）和古人类学（古DNA），文章简单概述了基于这些成果，在语言演化研究领域的相应发展。这几十年来，不仅出土了前所未知的人种的化石，也发明了从化石中萃取DNA的新方法。这些进步揭示了人类演化和语言演化的过程远比我们所想的还要复杂。我们现在得以用更多样化的观点看待语言，语言在许多方面的变异性极大，特别是那些人口总数少且外在接触少的语言。虽然语言神经科学的研究，始于试图为个别的语言功能在大脑里定位，如言语产生、理解、阅读等，但现在我们相信，要靠大脑里不同部位的海量神经回路共同运作，才能促成语言。在曙光初现的生命阶段语言是如何习得的，我们目前已经有了较透彻的理解，而另一方面，尽管起步较晚，但对于在人生的暮年，语言如何受损并消失，我们也已开始深入地获取相关的知识了。
关键词 语言演化 古人类学 认知神经科学
语言是什么？何时涌现，又为何并如何变迁？当人类的生活以越来越快速的步调改变，并由科技的迅速突破所驱动时，语言又会变成什么模样？作为非正式的历史回顾，我将在本文里思考这些问题，从不同的学科汲取信息，尤其是与人类演化相关的学科。文中的论述将以我个人对这些领域的研究为基础，并大多从中国语言学的观点来探讨。
一、 哲学开端
西方文献中，最广为人知的语言起源故事出自《圣经》，上帝在亚当面前展示了各类物品并要他命名。在西方哲学的传统里，常被引用的一段描述来自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Cratylus），是关于克拉底鲁、赫谟根尼（Hermogenes）和苏格拉底的一段对话。赫谟根尼的话是这么说的：
“你起的任何名字都是对的，如果你改了那个名字再另起一个新的，那么新名字也和旧名字一样是正确的。”
不过，为了约束这种随机的任意性，苏格拉底给他朋友的观察又附带了一个条件：
“……词应该尽可能地与事物雷同……如果我们总是可以，或几乎可以运用完美恰当的相似性，那就是最完美的语言状态了。”
几乎与古希腊的这些洞见同时产生，中国哲学家荀子也曾阐述过词的任意性，强调词是从社会惯例兴起的。他用三句隐晦的隽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以下画线的三句。这些隽语常被视为是开启了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
1. 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2. 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
3. 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荀子的第三句隽语，恰好可以对应到上文所引的苏格拉底的附加条件。现今，这个话题被放在语音象征性（Hinton1995）[1]或图像性（iconicity）的脉络下研究，指的是词语和它所代表的物品之间存在相似性。两个相距甚远的古老文明的思想家，竟在约略同一时间对语言的本质表达了相同的洞见，不能不说是绝妙的巧合。（Wang1989；Yu2002）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在探索语言及其本质和起源时，常常把语言等同于词汇。将语言划分为不同的成分，如音系、构词、句法、语义、语用、手势、文字等，并检视其动态过程，如习得、时空之下的变异、文化竞争、因疾病造成的消退等，在不同的学术传统中这些都是后来才慢慢出现的课题。
语言学早期的卓越成就可以从印度语言学传统说起。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的波你尼（Panini），曾发表了不起的梵语音系和构词的研究成果，这些著作直到今日都备受推崇，他也因此被誉为“印度语言学之父”。
中國的语言学传统则循着另一条不同路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其独一无二的文字特点所致，汉字不是以字母书写的拼音文字，而是多半兼具表意和表音功能的。（Wang & Tsai2011）陈第（1541—1617）的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借助从不同类型的文本证据做出推论，他对可溯及公元一千年前的古汉语的音系，做出了第一次系统性的构拟。他也首次明确指出，不论是口说或书面语言，语言的特质是它无时无刻不随着时空在变化。他的洞见激励了后续几百年间构拟古汉语音系的高层次文献学研究。
虽然陈第的成就，早于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于1786年在加尔各答发表的著名演说，但是琼斯所留下的遗产，才积极开创了语言史的研究。陈第的研究只限于汉人的语言，不可避免带有近两千多年来汉人中心主义的弱点，而琼斯却在许多已知的古代语言的脉络下，在原始印欧语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能够把欧洲的古典语言，和位于另一大洲不熟悉的人群所说的某个语言联系在一起，一定是需要一点智识上的勇气的。他“同出一源”（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的灵感，推动了后续两个世纪间令人瞩目、累积性的印欧语研究。（Lamb & Mitchell1991）把他的成就看作是现代语言学的肇始，绝对是实至名归的。
任何重要知识领域的发展，当然都离不开当时的学术氛围。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的天文学研究，常被视为科学革命的开端，他在离世前不久出版了《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这是第一次有人违逆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教条，以惊人的理论倡议太阳位于宇宙的中心，而地球不过是环绕太阳的若干行星之一。伽利略·伽利莱（Galileo Galilee，1564—1642）基于对潮汐及彗星运动的观察[2]，又继续捍卫日心说。1632年他发表了支持日心说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取得空前成功。次年罗马宗教法庭审讯他，裁定他有“强烈异端嫌疑”，所以判了他无限期拘禁。（Abbott2018）伽利略于是被软禁在家，直到1642年逝世。巧的是，1642年伽利略在意大利过世，牛顿当年在英国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