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妄自尊大，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天亮不是公鸡叫的”，惟有埋头苦干，砥砺前行，走好自己的路！
我的一张农历戊辰年六月十二日，即公元1988年7月25日的台历卡上记载着——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可能有一半以上是源于中国。这一鲜为认知的事实是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他出版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一书中披露的。
坦普尔指出，除了指南针、印刷术、纸和火药是人们广为知晓的中国四大发明外，现代农业、现代航运、现代石油工业、现代气象观测、现代音乐、十进制数学、铜钱纸币、多级火箭、水下鱼雷、毒气、枪炮、降落伞、载人飞行、白兰地、威士忌，甚至蒸汽机的核心设计等等，都源于中国。人们之所以不知道这些明凿的事实，中国人无视自己的成就，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因此，有必要从东方和西方两个方面纠正那种错误的看法。
温故知新。浏览“洋人”研究者论述的事实，心潮澎湃，我的祖国，曾经拥有如此辉煌的科技成就，我们竟然如此不在意，羞赧惭愧。
蓦地联想起日前在网上看到中国“最高学府”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头戴学士帽，身着缁衣袍，在学府“探索千秋爱国路”的大讲堂上，对莘莘学子慷慨激昂滔滔不绝的演讲，“传道”的是什么呢？最触动我耳鼓的是——
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几乎没有贡献，发明创造几乎为零。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一成就是建立在西方世界过去300年发明创造所积累的技术的基础上，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每一项重要技术和产品，都是别人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我们只是套利者，不是创新者，我们只是在别人建造的大厦上搭建了一个小阁楼，我们没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于是，这位经济学教授得出一个结论：自由是一种责任！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
我疑惑了！于是只能在“故纸堆”和“新材料”中寻觅答案，解惑释疑。
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曾经如此辉煌灿烂
《科學简史》是14年前出版的一部科普著作，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作了综合性的介绍。在“文明古国科学萌芽”篇中，对“上古中国”有简练的描述。“神农尝百草”是中国农作物和医药学的源头，“天圆地方”是上古时期中国对宇宙的猜想，“卄四节气”是天文学和历法的先驱，《皇帝内经》是数千年传承的中医学始祖，《易经》中辩证的“阴阳、五行和八卦”实则是科学思想，“墨家和墨学”的物理思想、科学实验和制作技术，至今我们还在继承发展享受着这些先人的科学成果。
在中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实中，中国的科学技术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说，“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民以食为天”的农学关乎国计民生。
《齐民要素》是问世于北魏时期的综合性农书，这部巨著记载了老百姓谋生的方法。
《农政全书》是明代问世的一部农业全书。全书共60卷、约70万字，蕴涵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桑蚕、桑蚕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和荒政等12门类和若干子目。今人看来，仍然是一部宝贵的农学遗产。
“天人合一”的中医药学宝库养生保健。
“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是亘古至今的灿烂明珠，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医圣”之誉的汉代张仲景，与同代人华佗及先秦时期的扁鹊被称为“中医三大祖师爷”。张仲景撰写的《伤寒杂病论》不仅在神州大地甚至在日本也是医家专攻的宝典，有“众方之祖”之称。张仲景的“麻沸散”可谓是最早的麻醉剂。他发明的“五禽戏”至今不失为积极的健身方法。隋唐之交的“药王”孙思邈，撰著的《千金方》与《千金翼方》是唐初医学水平的代表作，也是家庭备用的“医药卫生手册”。“明朝那些事”，名传古今中外的当是李时珍！一部《本草纲目》被称谓“东方医药巨典”，至今还被医药学家视为经典，从中汲取精华。屠呦呦因青蒿素获得诺奖，在感言中还不忘得益于中华医药宝库的恩泽——“青蒿素的发现，则是中国传统医学赠予人类的瑰宝”。屠呦呦大量翻检资料，唯一提到青蒿减轻疟疾症状的记录，出现在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又方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李约瑟称赞《本草纲目》是“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视李时珍为“中国博物学中的无冕之王”。
诸多基础应用科学遥遥问鼎在世界水平。
数学是科学之魂。中国古代在数学方面有许多重大成就，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分数的概念和九九歌诀，宋元时期达到中国数学发展的顶峰。诸如《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缉古算经》、《五经算术》等，可谓中国古代数学名著。《九章算术》是秦汉时期数学发展的集萃，堪称世界数学名著。隋唐时期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的数学教科书。其中“十进位制”、“今有术”及“盈不足术”等，先后传到印度、阿拉伯，再后又传到欧洲，影响世界数学发展。魏末晋初的数学家刘徽，为证明圆面积公式和计算圆周率，发明了“割圆术”，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西方。南北朝时期，祖冲之推导出的圆周率称之为“祖率”，远远走在世界前面。有趣的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父子同辉，祖冲之之子祖暅也是数学家，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结论，1000年后由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里提出同样的结论，被称人为“卡瓦列里公理”。
《科学简史》的编著者林成滔先生，认为古代“宋元四大家”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诸如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与《日用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及《四元玉鉴》等。这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观天测地”的天文学包含地理学的知识。中国天文观测历史悠久，其观测仪器也独具特色。秦始皇颁布全国统一的历法，《颛顼历》问世。汉武帝实施历法改革，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太初历》。东汉时期中国诞生了一位多才多艺的大科学家张衡，洋人称之为“地震仪的鼻祖”，只因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早于欧洲地震仪1700年之先。张衡不仅在科学上造诣拨头筹，更在哲学、文学和绘画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以多才多艺论，唯有千年后诞生的达芬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西方史学家多用“东方的亚里士多德”赞誉张衡。中国元代诞生的郭守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获得国际上的高度评价，1970年国际天文学会将月球背面的一个环形山命名为“郭守敬山”。公元1281年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授时历》启用，“观其规画之简便，测望之精切，巧制不能私其仪，群众无以参其功”，其精度超过以往的历法。明朝使用的《大统历》基本是《授时历》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