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界革命”今日谈

一、“旧诗”属于文言？

　　笔者平平仄仄写过旧诗，后上大学，读朦胧诗，特别是北岛的《回答》，如受雷击，尽弃所学，改写新诗（后来发现，不少诗人都是因《回答》转向新诗的）。一去十七八年，直到一天晚上，梦里写了一首旧诗，起床记之，才重拾旧诗，新诗旧诗一并写。不过，因为已经写惯新诗，自由散漫，旧体也不再守规矩，喜押新韵，好用新词，诸如“屏幕腰脊催软坐，咖啡力气趁浓喝”，“大城岁月交煤电，群众生活填表格”，“送蓝天远山河小，学画窗低草木亲”，“煮水声喧读杜甫，代妻夜起买苏菲”，“选桔超市甜沾手，附信红包远@人”，等等。这样非驴非马写了六七年，突然“不疑处有疑”，冒出一个很大的疑问—“旧诗属于文言/新诗属于白话”，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不能改吗？这个观念影响太大了，简直成了常识，甚至是公论。如果不是自己写旧诗，不会意识到这有问题—自己写的旧诗，肯定不是文言，清清楚楚的白话呀！

　　于是下功夫爬梳诗史，结果发现，新诗创始人胡适最初也不认为“旧诗属于文言”。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中，“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区分很混乱，定义前者是“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后者是“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但只要需要，他连杜甫佶屈聱牙的排律都算“白话诗”，不去打倒了。《白话文学史》实为伪装的“文学革命论”，主题先行地要为白话争地位，经不起推敲。
　　那么，“旧诗属于文言/新诗属于白话”这种观念到底怎么形成的？
　　答案不复杂，陈独秀胡适们搞文学革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除旧布新。国家将亡，除旧布新是压倒一切的“大逻辑”—“旧=坏/新=好”。新文化运动补充了一个“小逻辑”—“旧=文言/新=
　　白话”。两者叠加，就很容易推导出—“旧诗属于文言/新诗属于白话”，“打倒旧诗”的呼声也就震耳欲聋了。《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区区性情文字，于邦国兴亡能有多大责任？打倒旧诗，如他们宣扬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一样，更多是忧国情绪的宣泄。此种逻辑，可以理解，但并非事实。事实是—旧体是诗体之形式，文言和白话为诗的语言工具，文言可以写旧体，白话也可以写旧体。旧诗之于文言，好比店员之于顾客，却被误作夫妻关系。
　　不特如此，文学革命制造的“文白意识形态”，甚至把汉语研究带到了坑里。我发现有些论文探讨文言与白话的句法区别，罗列文言可倒装、词性活用、名词并列等特性，举旧诗为例。错！这不是文言与白话的区别，而是诗歌与散文的区别，聂绀弩的“南口风沙苹果树，北京鱼肉牡丹牌”（《赠浩子》）不就是名词并列，你能说是文言？我的经驗是，用白话写旧诗与用文言写旧诗，句法并无区别。文言与白话的“区别”，我以为只是词汇有别，至少在旧诗里是如此。
　　过去二十年，网络旧诗运动如火如荼，出了不少诗选，但翻读发现，词汇基本是文言词汇与武侠术语之组合，“旧诗属于文言”的刻板观念并无根本改变。时至今日，新旧诗体之间隔阂依旧。

二、旧诗现代化

　　诗界革命—我称之为“旧诗现代化”—始于黄遵宪。黄的“新派诗”，钱锺书如此评价：“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谈艺录》）钱先生注意到黄遵宪“诗有新事物”，却暗持嘲讽，我不大以为然—“诗有新事物”岂容易哉？欧阳修讲过这样一则轶事：
　　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六一诗话》）
　　写旧体诗的都知道，这些字，使用频率太高了，不让用，“搁笔”的何止那些诗僧？钱先生的《槐聚诗存》，你要翻翻，一半得删，欧阳修也不例外。但是，旧诗人不用飞机、股票、冰箱、上网、充值、买票等这些新词，写不出诗的有吗？一个都不会有。因为，时至今日，虽然上述事物都问世几十甚至上百年了，作旧体诗的还是绝口不提。为什么？嫌不够“诗意”。《声律启蒙》的“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如果换成“银联卡，机动车;汤面对饭盒”，是要被笑话的。不特旧诗人不乐意用新词，很多新诗人也不乐意用，诗人杨键就宣称自己从不用冰箱、洗衣机这类词，认为“这些东西不美，没有诗意可言”。学者王佐良说：“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一个中国诗人》）的确如此。
　　不是没有诗人反对这类“古典浪漫主义”，英国的艾略特、奥登就是，他们力主戒除风花雪月这类“诗意辞藻”，以平易语言和现代形象入诗。现代新诗人穆旦、袁可嘉等也随其后，倡导“新诗现代化”。当代新诗人于坚更是剧烈批判“诗意辞藻”，提出“从隐喻后退”，倡导写“元诗”，写“非诗”（《棕皮手记》）。
　　上述“现代化”为西诗和新诗发动，旧诗未受影响，但我以为，不独新诗要现代化，旧诗也应现代化，而基础在“词汇的现代化”。

　　近世西学东渐以来，汉语新词暴涨，今天的常用词，三分之一源于欧美和日本。这些新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果拒绝使用，我们既无法思考，也不会感受，简直是“自绝于生活”。万丈高楼平地起，旧诗要有新气象、新思想与新意境，首先得大量吸收新词，跟现代世界发生联系。黄遵宪的“诗有新事物”，一下抓住了要害，于旧体改造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