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诗经》中的诗篇大部分作于周朝统治时期，这些诗篇中存在大量对先王、神灵、贤君等的颂美之作。这些颂诗的出现与周以前的赞颂传统不无关系，却又在周朝这个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内涵。本篇意在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诗经》文本的研究，分析《诗经》中的颂诗对周以前的赞颂传统的关系。
关键词：《诗经》;赞颂传统;体现;超越
一、周以前的赞颂传统
首先，赞颂观念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原始社会初期先民相信可以通过自身的动作或物化的造型符号以及语词来操纵和控制自然和“神秘力量”，原始巫术应用而生。最古老的巫术之一是咒语，中国民歌《伊蓍氏蜡辞》就是先民希望万物秩序井然的最原始的咒语。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然因果关系越来越明晰，上古先民看到咒语、巫术并不能得其所愿，原始人类法术思维崩塌，从而走向了神灵崇拜的极端。人们在面对自然暴力时，开始通过献祭、颂扬等谄媚的手段来哄诱安抚不可捉摸的神灵。原始的赞颂观念得以生发。
其次，赞颂活动的主要方式是祭祀。初民在原始赞颂观念下自发举行对神灵崇拜和赞颂的人祭活动。正如恩格斯指出，在原始时代的初期，“野蛮的食人现象渐渐消失，只是作为宗教仪式或者魔法保留着”，这一历史阶段“盛行着以人当作祭品的风俗”。考古发现，最早的人祭现象发生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的房子修建奠基仪式上的人头祭祀和将人埋入圆形窖穴来祭祀神灵或“地母”的活动。可见祭祀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为人祭，而考古活动中相继发现的祭祀遗址则说明在赞颂观念的影响下赞颂活动的主要形式即为祭祀，赞颂传统开始形成。
最后，赞颂对象除了神灵以外还有对英雄和祖先的赞颂。远古先民在梦境中有时梦到去世的长者，他们有限的认知极易引发对灵魂和鬼神的想象，进而很容易滋生祖先崇拜的思想。此外，随着人类改造生存环境的能力提高，人们对征服自然的英雄，比如治水的大禹、发明种植农业的黄帝等英雄大加赞颂。相传《云门》就是颂扬黄帝的乐舞，据《白虎通.礼炙篇》载，意在赞颂黄帝“盛德如云”。进入文明社会后“家天下”的政治局面形成，祖先开国创业的德业功勋被记录在文案史册中加以传颂，使原来的祖先崇拜思想纳入了英雄崇拜的范畴。
商代以来形成了完整的神灵谱系，确立了上帝观念并完善了祖先庙祭。商朝作为一个神权王朝频繁举行复杂的祭祀活动，通过繁杂的祭祀种类、丰盛的祭品、优美的颂歌乐舞、固定的祭祀场所等形式来愉悦赞颂对象。赞颂传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诗经》中的颂诗与周以前赞颂传统的关系
《诗经》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其内容就是一面折射当时社会万象的镜子，根据其颂诗文本，我们可以对其与周以前的赞颂传统的关系进行探讨。
（一）《诗经》中的颂诗对周以前赞颂传统的体现
就《诗经》中众多赞颂祭祀祖先、神灵的赞颂诗而言，它们作为赞颂祭祀活动的副产品，保留着赞颂传统中的部分赞颂观念和赞颂活动中的祭祀形式，对周以前的赞颂传统有所体现。
1.赞颂对象具有一致性
纵观《诗经》文本，可知《诗经》中祭祀活动的赞颂对象为文王、武王的诗歌共9首，后稷、成王的各一首，另有一些祭祀周代先公先王的诗歌。周人的祭祀活动的主要赞颂对象为文王、武王，这与《礼记.祭法》：“周人禘喾而效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的史料记载相符，同赞颂传统中对祖先的崇拜和赞颂一致。而《诗经》中也不乏祭祀神灵的诗歌，如《时迈》、《载芟》等。这些诗歌表现出来的对山川之神、社稷神以及天神的赞颂和祭祀正是对周以前先民泛灵论思想下赞颂和祭祀神灵的传统的继承和体现。
2.赞颂仪式具有继承性
周朝继承发展了殷商的天神系谱，传承了殷商的祭祀文化，故《诗经》绘祭诗描绘的盛大场面和繁复的祭祀仪式对前代的祭祀场所、乐舞等都有所继承。
关于祭祀场所，《周颂.清庙》中“於穆清庙，肃雍显相。……駿奔走在庙”表明周代祭祀祖先的场所为“庙”，而甲骨卜辞中有关商代祭祀场所的记载，如：祖辛宗、父丁宗、武乙宗、姚庚宗、母辛宗，说明商代以来祖神多在宗庙祭祀进行祭祀，周代祭祖的场所正是对商代祭祖场所的继承和侧面印证。
关于赞颂祭祀场合的乐舞，《吕氏春秋.古乐》篇保存的“葛天氏之乐”据说是己知的最古老的乐曲，昔葛天氏之乐，三操牛尾，足以歌八阙。很多学者考证“葛天氏”所说唱的“八阙”很可能是原始祭坛上为愉悦神灵所作的乐舞。周代的祭祀活动中乐舞也是必备的项目，《礼记.祭统》有云：“夫尝禘，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舞》;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说明祭祀仪式中的乐舞是重要的程序之一。《诗经》中的颂诗对祭祀中的乐舞也有所反映，《执竞》篇通过详述了祭祀武王的场合中四件典型的乐器来通过声乐愉悦祖先神，营造庄严肃穆的祭祀氛围。这种祭祀场合的乐舞正是继承自原始祭祀仪式中乐舞愉神的传统。
（二）《诗经》政治赞颂诗对赞颂传统的超越
周人的天命信仰和赞颂活动中的祭祀仪式在承自殷商及前代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改革，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赞颂文化。
1.赞颂观念文明化
周以来的赞颂观念由原来的惟“天命”是从发展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原始蛮荒时期，初民们凭借自身有限的生活经验来认识世界，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怀着恐惧和敬畏的心情来赞颂、祭祀自己臆想出来的神灵。到了夏商时期，初民将对神灵的崇拜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尚书.盘庚上》有云：“先王有服，恪谨天命”，上天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商朝更是一个以神为本的王朝，在商朝，无论事之大小皆要询问神的旨意，他们在对神灵的祭祀和赞颂上，处于完全臣服的姿态，神拥有绝对的权威。
至周朝，周人鉴于夏商灭亡的经验教训，得出“天命无亲”的真理，试图通过“以德配天”的方式来获取天命对本朝的永久支持。《诗经》中的三《颂》诗篇在表达对祖先的赞颂之情时着重突出祖先的德行，颂扬祖先开国创业的英雄功绩。而赞颂神灵的诗篇，如《丰年》、《噫嘻》等一方面表达了对神灵虔诚的颂扬，另一方面也记叙农人精心劳作、努力耕种以及丰收后喜悦的画面。
简而言之，《诗经》中的颂诗记录的赞颂活动表现出了初民从重视神事逐渐转向重视人事的倾向，通过对殷商时期的祭祀制度进行改革，将人性力楔入原始的赞颂传统中，深化祭祀活动的人文内涵。
2.赞颂仪式简约化
周以来的赞颂仪式由野蛮逐渐走向文明，由繁奢走向了简约。新石器时代的赞颂活动主要用人祭的方式表达对神灵虔诚信仰。殷商时期虽然已经有祭牲，人祭的传统仍然存在，且祭祀活动繁多复杂，所用祭品不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上都达到了奢繁的程度。考古发现，1969年春，前小营西的殷王陵墓区内出土了250座商代祭祀坑中前后祭埋的奴隶不少于1930人。甲骨文记载的商代祭品则有牛、牢、牝、白彘、豚、兔、羌、奚、虎、兕、鹿等40多种祭牲。
频繁的人祭和繁奢的祭品对国力造成严重消耗，成为加速殷商灭亡的因素之一，周人在继承殷商的祭祀文化时改进其野蛮奢靡的特点。考古发现，周代祭祀遗址内发现的多为牛羊坑。比如西周时期的新田祭祀遗址中牺牲的种类有马、牛、羊、猪狗、人等，其中羊最多，其次是牛马，猪犬数量较少，人牲仅一例。相关文献中也明确反对人祭，《左传.僖公十九年》中记载：“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谁飨之？”表明神灵不会接受和享用人祭。《诗经》赞颂诗中提到的祭品也多为牛羊和瓜果，并无关于人祭的记录。并且《诗经.黄鸟》作为周人对“三良”“从死”感到哀痛所作的诗歌，表达了人们对这种以人殉葬的制度的不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代祭祀赞颂活动不同与人祭、人殉的野蛮方式。
综上，《诗经》中的颂诗在继承周以前赞颂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糟粕加以剔除，从而使赞颂活动符合新朝代的特征，更加文明、简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