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人公李效黎原名李月英，生于1916年，是山西离石人。她生长在城关一个大户人家。
父亲李文祺在辛亥革命后投笔从戎，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中带兵征战，负伤后以上校军阶退休，带着战利品——两匹黑马返回故乡。
哥哥李效民，1901年生。1917年考入清华大学，1926年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公费），1928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公费），获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30年考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与山西同乡、中共秘密党员冀朝鼎是要好的朋友。1934年回国后任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后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重庆分行、上海分行等部门任职，解放后先后在中国银行管理处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任职。“文革”中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病逝。
被蒋阎当局追捕的进步青年
也许是由于她的家庭多一些接受了新思潮，李月英从小就不“安分”：活泼大胆，热情奔放，敢于沖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小小年纪，竟然就学会骑马，纵情驰骋，引来乡亲们一阵阵惊叹声。后来，她随家人到太原，进入当时颇有名气的太原女子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早在1927年就秘密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组织和领导校内外的学生运动。在革命气氛的熏陶下，李月英的革命热情焕发出来。特别是在1934年夏天震惊全国的“反会考”斗争中，她被推举为女师的学生代表，勇敢地随同进步学生一道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揭露当局阴谋，向教育部门和省政府请愿。
这场斗争震撼了全国。当时，北平《世界日报》报道说：“晋中学毕业生反对会考，与军警发生冲突。”“一日间三处混战，双方各有多人受伤，并有生命危险者。”“前后捕去学生共37人，均解警备司令部讯办。”
活跃在“学潮”第一线的李月英，很快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一天，担任教育厅长的冀贡泉先生（冀朝鼎的父亲）突然派人送来一信，说李月英的处境危险，详情面告。李月英立即随父亲赶到冀公馆。冀先生一见李月英就说：“黑名单上有你的名字！他们说你是共产党，很快就要逮捕你。我相信你是无辜的，但你必须马上离开太原，越快越好！”当时李月英已被太谷铭贤学校录取，正准备入学，现在情况危急，只好放弃了。回到家里，李月英迅速改变一下装束，提了一点简单的行李，买了一张去北平的火车票，便混在旅客人流中离开了太原。为了防备当局的通缉追捕，她放弃“月英”这个名字，取名李效黎。
在火车上，18岁的李效黎望着窗外闪现远去的田野、树木和房舍，心里百感交集：想到有贵人（冀贡泉先生）相助，自己得以脱离魔爪，感到庆幸与兴奋；想到从此离开了熟悉的故乡和疼爱她的家人，感到留恋与痛苦；想到前途渺茫凶吉未卜，则感到忧虑和迷惘。不过有一点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当局的迫害，把李月英（效黎）从太原“赶”到北平，竞促成了后来的一对异国姻缘！
第一个嫁给外国人的燕大学生
1937年，李效黎考入美国人办的燕京大学。北平陷落后，日寇虽然到处横行霸道，凶焰甚烈，但他们还不敢涉足燕京校园，因为日美两国尚未开战。中共组织乘机在燕京大学发展，领导师生开展抗日活动。不“安分”的李效黎重新感受到浓郁的革命气氛，蕴藏在心中的革命热情又一次被激发起来。她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关心国家安危和政局变化，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不久，一个异国男子悄悄地闯进李效黎的心扉，他就是燕大的经济学导师、英国人迈克尔·林赛。迈克尔是同白求恩大夫同船来华的。对法西斯的厌恶憎恨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热爱，使他到燕京大学后就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交上了朋友”，并积极参与一系列的秘密抗日活动。他还听从冰心的建议，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林迈可。李效黎看在眼里，佩服在心里。一个外国人，竟能把中国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并不顾生死为它奋斗，他那潇洒外表包容的是一个多么高尚的灵魂呀！1938年暑假和1939年暑假林迈可在我地下工作者的陪同下，两次穿越日军封锁线，到晋察冀边区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考察和工作。“失踪”期间，李效黎寝食不安，牵挂之至！
林迈可对李效黎这个来自山西黄土高原的女学生，自然也是怀有超越师生关系的特殊感情。喜欢她的美丽、聪颖，喜欢她的纯真、热情，更喜欢她对事业的关注和热爱。每次辅导、补课之后，他总要留她多呆一会，一起喝咖啡、听音乐，海阔天空地畅谈。特别是他谈及赴抗日根据地考察、工作的见闻和感受，他发觉眼前这个姑娘完全着迷了。他觉得，他俩虽然分属两个国家，但两颗心是靠得那么近。
有一次，李效黎问林迈可：“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你太太知道吗？”林迈可说：“我还没有结婚呢。”李效黎指着夹在书本里的照片：“那跟你照相的这个女人……”林迈可说：“那是我母亲呀！”
一天晚上，林迈可打电话给李效黎，说他有要事急需她帮忙。几分钟后，李效黎来到林的书房，只见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林迈可把门锁上，表情严肃地说：“这是准备给大山里的八路军游击队送的，需要换上中文标签。这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支在根本没有正常物资供应的恶劣环境中作战的军队。如果英国对日本开战，我想我也会去参加八路军的。”李效黎恍然大悟，立刻动手干了起来。她觉得，眼前的异国导师正是她等待很久很久的人，她愿意跟随他去干任何危险的事情，去迎接光明同黑暗厮杀的未来。
1941年6月25日，李效黎和林迈可在经过几年的相知相爱之后，终于结为伉俪。燕京大学师生们闻讯无不感到惊奇和兴奋。校长司徒雷登先生说：“中国学生嫁给外国教授，这在本校还是第一次。”朋友们鼓励他俩出去度蜜月，他俩说：兵荒马乱的，蜜月旅行就免了吧。其实林迈可是工作太忙无法脱身，他要为3个不同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安装无线电收发报机；而李效黎作为妻子，是他缺少不了的助手。经受抗日烽火洗礼的八路女兵
1941年12月8日，即“珍珠港事件”爆发的第二天，李效黎同丈夫林迈可清晨起床后从德语广播中得知日本和美国、英国已处于交战状态，估计日军很快就会开进燕京校园。于是迅速收拾好生活用品、收发报机零件及手枪、子弹，借用校长司徒雷登的小汽车驶离燕京大学，绕过日军哨卡，直向城外奔去。不一会儿，一队日本兵包围了南大地63号林迈可的住所，只见人去房空，只剩一些家具和一台搬不动的大型收发报机。顿时火冒三丈，大打大砸。日军头目咬牙切齿地大骂：“这个该死的英国佬！下次逮住他非送他上军事法庭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