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鸿，1903年2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长宁县梅硐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秘书处秘书长、红军川南游击队政治部主任、中共闻赣省委委员、中共川滇黔特委书记、红军游击纵队政委等职。1929年到上海与周恩来一起工作，主编中央组织部刊物《组织通讯》。1931年8月前往苏区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受到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嘉奖。余泽鸿在苏区工作期间，中央和军委核心领导人周恩来对曾与自己在上海风雨同舟4年之久的余泽鸿倍加爱护，力荐他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扎西时，余泽鸿参加中共川南特委工作，12月，川滇黔游击队在四川江安县遭敌重兵包围，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失利，余泽鸿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3岁。1970年，下放到江西劳动的邓小平在谈及余泽鸿时，激动地说：“余泽鸿是好同志，可惜在长征中牺牲了，他比我大1岁，我对他的印象很深。”
“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1921年暑假，余泽鸿考入泸州川南师范学校。这时，恽代英在该校任校长。在恽代英的影响和教育下，他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1922年秋，经恽代英介绍，余泽鸿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川南地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余澤鸿 1924年7月，经党组织介绍，余泽鸿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他在校学习刻苦，除认真学习规定课程外，还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及《向导》等革命刊物。由于他学习成绩好，思想敏锐，长于宣传鼓动，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
1925年春，中共上海大学特别党支部根据余泽鸿的要求和表现，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余泽鸿立即组织上海大学部分学生到街头宣传和募捐，揭露帝国主义罪行，声援纱厂工人的斗争。30日，他又率领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英租界巡捕房门前与工人、市民一起示威游行。
“五卅”惨案后，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号召上海人民立即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6月1日，全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三罢”斗争。4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全市大中学校共70余名代表参加，余泽鸿代表上海大学学生会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学联领导下，各大中学校学生1万余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罢课斗争。7日，余泽鸿又出席了上海工商学代表大会，当选为联合会委员。他在学联及联合会工作中，立场坚定，深入群众，“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加紧干涉破坏中国革命。9月5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了“万县惨案”，再一次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帝的怒火，全国各地纷纷声援万县人民的斗争。
在上海，余泽鸿等学联领导人立即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发出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通电，组织大中学生集会和示威游行，提出惩办凶手赔偿损失，撤退英国军队等正义要求。
英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孙传芳实行镇压，后援会被封闭，余泽鸿等20余人被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在审讯中，余泽鸿侃切陈词，毫无惧容”。他在敌人的军事法庭上继续揭露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斥责封建军阀充当帝国主义奴才的卖国勾当。由于万县人民的斗争得到全国各地的支持，北伐军又在胜利进军，孙传芳眼看局势发展对他极为不利，才被迫将余泽鸿等全部释放。出狱后不久，余泽鸿被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候补委员、学生运动委员会主任。
1926年秋，他遵照党的指示，出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秘书，参与指导上海青年运动。1927年2月，根据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余泽鸿等领导学联、上海总工会、上海妇女联合会及商界等群众团体，组成上海各界发起反对英兵来华各团体联席会，发通电、散传单、讲演、游行示威，很快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反对英兵来华运动。
1927年，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余泽鸿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同年5月，他又转移到武汉，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
受到残酷批评和无情打击
1930年夏，余泽鸿把未满周岁的孩子寄养在岳父家中，与爱人吴静焘一起由上海乘船到达天津。他先在北方局任宣传部长，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又改任顺直（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直到1931年8月，他们才转抵江西中央苏区。
初到苏区时，他在瑞金协助邓小平工作，后调任中共宁都中心县委书记、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1932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取得了“北线大胜利”，连克江西黎川和福建建宁、泰宁三县，将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不久，成立建宁中心县委（辖建宁、泰宁、黎川三县），余泽鸿调任建宁中心县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五卅”惨案后，余泽鸿是上海群众运动中有名的领导人 余泽鸿在建黎泰地区工作时，执行了毛泽东等提出的深入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路线。他率领中心县委成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首先抓了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县、区、乡和基点村的党组织都很快恢复，党组织的发展也进行得顺利，仅建宁就发展了280多人。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不到半年，建黎泰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80%以上的农民分得了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