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以此为契机，中日做出努力，推动关系改善，让两国关系重新走上正轨，并就两国如何深化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在2018年10月26日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两国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就货币合作、金融合作、在第三方合作等达成协议，此举被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一个合作的“新时代”。除夕夜，东京塔首次点亮“中国红”，安倍首相录视频用中文向华人祝福春节，祝愿两国关系取得新发展，这是多年没有过的。
中日“在第三方合作”具有特殊的含义。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成立“亚投行”以后，日本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政策”。一是政府抵制，拒绝加入;二是另起炉灶，推出针锋相对的方案，比如，亚投行资本金为1000亿美元，日本出资1100亿美元设立专项，针对“一带一路”建设，推出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这些确有恶性竞争的味道，把日本放在了与中国对立的位置上。
国家间有利益竞争，各国为此采取对己有利的措施，并非不可理解。问题是，本该合作的事情搞成对立，无论对本国还是他国都没有好处。中国倡导和推动“一带一路”，日本也推动自己倡导的带路项目，其他国家也有各自的倡议与项目，这样，实际上是“多带多路”。如果出现多家、多项目间的恶性竞争，必然会搞成多种标准，导致重复建设，这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来说是灾难性的，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如今，各国相互联系紧密，需要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如此。所谓互联互通，按照基本定义，主要包括三个内容：一是物理联通，即基础设施相互连接，以便可以顺畅通过;二是法规联通，即有一致的或者相互承认的法律规则，以便跨区、跨境方便快捷;三是人员相通，即便利人员流动。要达到这样的标准，显然需要开展合作。东盟本身制定了互联互通计划，推动区内的基础设施现代化。但是，东盟本身的建设基金有限，主要靠吸引外来投资建设。因此，需要投資各方开展合作。
中日是对东南亚投资的大国，两国在该地区的合作非常重要。笔者认为，落实中日在第三方合作的共识，首选要把在东盟的合作坐实，使其成为在其他地区合作的“样板”。现实地说，如果让中日两国政府直接操作，共同制定标准，难度不小。前不久我在东京开会，与日方相关人士谈到中日在第三方合作的问题。日方的一些人士对与中国方面合作颇有微词，认为中国的标准落后，忽视质量，投资不规范，搞债务经济，等等。言外之意，如果要合作，中方应该执行日本的标准和做法，云云。
看来，一个可行的方法是让东盟牵头，以东盟为中心，制定东盟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毕竟项目在东盟，按照东盟互联互通的方案，制定符合东盟地区情况与需求的标准（在规格、技术、投资、建设等方面统一标准），即“东盟标准”，不仅让投资者便于参与，避免相互间的矛盾，而且对东盟地区内部的一体化网络建设也有好处，免得不接轨。由此，东盟应该担起组织者与主持者的角色，邀请中日参加，成立东盟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标准专家组，提出统一的东盟技术标准和实施办法。
这样，根据东盟制定的标准，中日就可以在项目招标、建设、分工等方面开展合作，有法可依，可以避免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事实上，在第三方市场合作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只是给予支持，优化合作的环境。另外，参加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的不仅有中日企业，还有其他国家的企业。东盟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可以邀请其他相关方参加，同时对所有投资方一视同仁。
另外，笔者也认为“在第三方合作”应利用好区域合作机制，比如“10+3”（东盟+中日韩）合作机制、东亚峰会（东盟+中日韩+澳新印+美俄）合作机制、亚欧合作机制（ASEM）等，在这些合作机制下，就实施“东盟标准”达成共识，也可以把“在第三方合作”列入对话与合作议程。再进一步，一则，可以把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的经验推广到其他领域，比如通讯领域、金融领域等;二则，可以把在东盟领域的合作推广到其他地区。
总之，合为贵、合则通、合则利，需要把“在第三方合作”坐实。不然，如果只有意愿而缺乏具体行动、只有意向而缺乏可执行标准的话，意愿也好、意向也好，都只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