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目前对《范爱农》形象的研究，大多将范爱农视为一位郁愤孤傲、不与世俗合流的知识分子，而忽视了其性格中热心革命、积极战斗的一面。笔者则从范爱农对斗争的冷与热，前后两种态度的转变来分析这一形象，以期对此形象的解读有新的补充。
关键词：鲁迅 《范爱农》 形象解读
《范爱农》是鲁迅《朝花夕拾》中写人的佳作之一，1926年11月18日在厦门写成，最初发表于同年12月25日《莽原》第一卷第二十四期。散文通过好友追怀范爱农，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面貌，反映了旧民主主义时期一代富有革命性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在鲁迅笔下，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中，刻画了一批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譬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在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极强的虚构性和艺术性。而《范爱农》是一篇纪实性的散文，是作家“从记忆中抄出来的”，对于所描写的人物及其生平事迹不能任意增删、移植或改造。这要求散文作家必须选取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又需在人物身上精心寻求，乃至发掘最典型的事件来如实描写。《范爱农》这篇写人散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鲁迅和范爱农的交往为线索，刻意选择范爱农几个最为动人的生活片段，并且充分发挥第一人称“我”的作用，或补充，或衬托，或渲染，使两方面彼此融会，互相契合，有力地重现了人物形象。
然而大多数研究者在解读范爱农这一形象时，都一致地将其视为一位忧愤孤傲、渺视世俗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忽视了其性格中热心革命，希望与这个时代共同进步的积极性格。笔者认为，范爱农忧愤孤傲的性格只是他对抗黑暗环境的一种方式，一种选择，而并非他最真实的性格。
一
鲁迅与范爱农的相识相熟是在辛亥革命前。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因而遭到惨杀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的留学生中。在一次爱国留学生“吊志士、骂满洲”的同乡会上，当大家主张发电抗议清政府暴行的时候，会场传来“一种钝滞的声音”：“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还发什么屁电报呢。”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人物亮相：先声夺人，以喧闹中突发冷语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反对的声音，至少扫了大家的兴，正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然后众人与读者循声而望，“这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发，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在渺视”。这数十字的肖像描写，跟人物的言辞结合得十分绵密，真是神来之笔。这肖像的最后两句，自然让人想起魏晋时代孤高忿世的阮籍。鲁迅在著名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就说过：“阮（籍）年轻时，对于访他的人加以白眼和青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1}这是语出《晋书·阮籍传》的：“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这就是说“白眼”背后，是对礼教、世俗的蔑视。鲁迅特写范爱农的白眼，突出了范爱农与周围人的“异”——郁愤孤傲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对于自己老师被杀，而公然反对发电报，范爱农为何表现得如此“冷漠”，如鲁迅所言“觉得他简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杀，连打一个电报还害怕”。
徐锡麟可以说是范爱农的恩师，对于老师遇害的消息，范爱农内心比谁都伤痛，而反对发电报并非无情无理，这才是真正的清醒之言。先烈牺牲了，后者需要做的，是实实在在地接着战斗，而不是空发表激烈宣言，希望和反对势力讲人道，非但无用，而且还暴露自己是对统治者心怀幻想的。范爱农毫不留情地怒斥“发屁电报”，甚至不惜和公意对抗，其忧愤孤傲、冷漠的性格与其他留学生“热心”斗争的举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个典型的场面，鲁迅先是用不少笔墨叙述徐锡麟的行刺、被杀及其在留日学生中激起的反响。这就从侧面反映了国内革命党人的活动，正面表现了爱国留学生的反清革命情绪，与下文写范爱农的“冷语”形成对比。另外，鲁迅还借范爱农的言辞引起的误解，抒发了两段感慨，一是骂范爱农“不是人”，二是说范爱农比满人还“可恶”。这些颇为偏激、尖刻的议论，乍看像是对人物的贬斥，实际上是用这些表面锋芒毕露的言论与范爱农外冷内热的郁愤话语构成强烈对照。
范爱农与鲁迅相熟是在二人回国以后。对于这个过程，文章重点描写了二人在故乡的邂逅，闲谈中重提往事的情形。二人意外相逢，除了彼此惊讶感叹以外，又有一段对范爱农外貌的描写：“他的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头发……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布鞋，显得很寒素。”这困窘寒愴的面相，显然是生活坎坷的缩影。散文接着便概括叙述了他回国后备受封建势力“轻蔑，排挤，迫害，几乎无地自容”以及在困顿中养成“爱喝酒”的习惯等情形，这些叙述描写，深刻地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在世俗迫害下穷困潦倒的窘境，尤其写出了人物变化中的不变：尽管那样寒素，但是那双“白多黑少”、藐视世俗的眼睛没有变。范爱农在城里与鲁迅相逢后，告诉鲁迅“现在爱喝酒”，于是他们便喝酒，之后，每一次进城必邀鲁迅喝酒，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这一嗜好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内涵，它是范爱农处境、心情、性格变化的标志。他之前并不爱酒，然而现在爱喝酒，甚至每次都要喝醉。这时的范爱农对于斗争仍然是“冷漠”的，只寄希望于喝醉酒后与鲁迅谈论些“愚不可及的疯话”罢了。没有站起来斗争，而是喝酒麻痹自己，这样的选择并不是范爱农所愿意的，只是一种无奈之举。这里有一个社会背景：范爱农回到绍兴时，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范爱农回国后，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原想把自己的学识献给祖国和人民，但这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他虽然留过学，但因为是徐锡麟的学生，被当作危险人物，找不到固定的职业，处处受人排挤、轻蔑和迫害，只得借酒浇愁。而那些在庸人看来“愚不可及的疯话”实际上是他们以酒助兴，指点江山，纵论世事，抨击时弊的“阔论”。“喝酒”反映人物处境、心情之变，“疯话”表明对社会现状和前途关注之心不变，说明范爱农锐气尚存，对未来仍抱有希望和信心，仍不甘屈服和寂寞，心中的革命之火尚未熄灭。可以说范爱农对“光复”抱有“热望”，尽管他的心绪很坏，“还喝酒”，但他绝非自甘麻醉和消沉，在我们面前的范爱农，并非一个受了排挤压迫不得反抗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