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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清华大学

来源:公文范文 时间:2022-03-17 09:47:23 点击: 推荐访问: 泰戈尔 泰戈尔《新月集》读后感 泰戈尔简短英文诗10句以内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如约乘船到上海,徐志摩、瞿菊农、张君劢、郑振铎等在汇山码头等候。当双手合十、白发白须的泰戈尔渐渐出现在人们视线内时,岸上一片欢呼声、歌声。人们涌上船,为他戴上花环,一场中印文化交流的盛会正式上演。
  让泰戈尔始料不及的是,迎接他的不但有鲜花,而且还有尖利刺人的荆棘。当时,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是团结起来,积极参加即将到来的国民革命。而他这时在中国到处宣传以爱对抗暴力,大谈精神文明、博爱主义,似乎是在消磨中国人的革命意志;泰戈尔始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他也不是一味反对西方物质文明,提倡东方的精神文明。实际上,他恰恰是因为坚持拒绝、抑制科学文明而长期得不到自己同胞的原谅。早在泰戈尔访华的四年前.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问他对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什么拯救方法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对后者说:“我只有一句话:快学科学!”他一直在主张东方人学习西方科学来摆脱被压迫的地位。在中国,他也一再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不要把人降为机器的奴隶,反对滥用科学,反对把科学凌驾于一切之上,也就是说,他反对的是畸形的物质文明。同样,他也反对畸形的精神文明,而不是反对物质或精神本身,“从迷幻中醒过来,破除精神、物质的畸形,而各还他的本来地位”。
  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正是思想混乱、国势衰弱的时代.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正闹着饥荒,所以对任何外来的思想家,包括在泰戈尔之前到中国的罗素、杜威和杜里舒等,欢迎者或反对者都希望他们能带来一种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带着这种先入之见欢迎或反对这些外国思想家时,就都会不由自主地具有某种盲目性,而对他们的思想学术本身并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所以,中国思想文化界虽然出过什么“罗素月刊”、“杜威五大讲演”、“杜里舒讲演录”,忙得个不亦乐乎,但他们所欢迎或反对的都谈不上是什么思想和学术,对泰戈尔的态度也是这样。泰戈尔本是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印两国的友谊而来的.是为了推动东西方文明的和谐而来.并非要分出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或只取一端.但在当时纷乱的中国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这种“无问”态度,很多欢迎者和反对者都故意或无意忽略了。


  清华与泰戈尔的结缘.始于1917年4月26日,5月24、31日出版的《清华周刊》(第一〇六、一一〇、一一一期)开始连载《印度诗人塔果尔传》,署名成。虽然在这之前,欧阳仲涛于1916年2月在梁启超等主办的《大中华杂志》发表了《介绍太阿儿》,且文末注明“未完”,但直到该杂志终刊,未见后续。所以,《清华周刊》上这篇文章,应是国内较早最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文章将泰戈尔一生分三个阶段,即“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学说”。文章介绍了泰戈尔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观点:“一言以蔽之,西洋文化为都市文化,东洋文化为森林文化。西洋之格致,仅及于物质形下之格致也,以此征服天然界,不綦难哉。东洋之格致,直将吾心灵扦外物,外物不必皆为有形之物。”文章也指出了泰戈尔以印度文明代表东方文明。但作者认为,最古老的东亚哲学,“莫古于易,今之通儒”。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并不相悖:“咸谓易理与佛经多相通。”文章持论客观,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比较,也中肯有据。1918年夏,《清华周刊·第四次临时增刊》(第四期)又发表了宋春舫的《国运与文学》,其中将泰戈尔的作品与“国运”相联系:“对于唤起人民爱国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对于世界使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之一日也。”他希望中国也出现泰戈尔这样能以文学拯救国运与衰颓之势的作家。
  泰戈尔进入国人视野.清华大学有推介之功。
  1923年,泰戈尔即将访华的消息传开后,清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欲一睹诗哲风采的心情。为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想,《清华周刊》特约请毕树棠撰文《太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它收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主要期刊上发表、摘录的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绍和评论等文章七十四篇,并介绍其大意。同时,也收录此一时期美国杂志为主发表的八十三篇英文论文索引。这是当时国内最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堪称当时泰戈尔研究指导手册。
  1924年4月11日,《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复刊》(第十期)还介绍了龙今吾的文章《太戈尔的恋爱观》(原刊于《妇女杂志》,1924年2月1日),并表示“我们望穿眼的太戈尔先生将于4月中来华。此老的作品我们拜读过的很多,然终少见有人拿他的哲学,作分析之研究”,此篇文章综合泰戈尔的诸多作品,概括出泰戈尔的恋爱观。
  清华大学图书馆也努力搜集泰戈爾的著作,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图书馆已收藏泰戈尔英文著作二十五种,“图书馆已备者,虽不完全,亦不大缺”。可以说,在泰戈尔迈进清华大学的大门时,师生们对他应该已不陌生了。


  1924年4月30日,泰戈尔一行在清华休息一天。
  5月1日下午三点至五点,为了使清华师生更好地理解泰戈尔当晚的演讲.梁启超在清华演讲“中印文化之关系及太氏之介绍”,虽然内容与在北京师大的演讲大致相同,但也许是因为这次是为当晚泰戈尔的演讲造势,所以“梁先生精神奋健,其气概诚令人钦佩,同学听讲后,受益良深”。泰戈尔对梁启超的此次演讲非常欣赏,并请他将此次演讲及之前在北京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自己带回国。
  5月1日晚八点半.清华大学师生在清华旧礼堂为泰戈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并邀请泰戈尔演讲,由徐志摩翻译。清华教授王文显描写诗人演讲时形容是:“其状高矍,其鬓灰白,其体从容而尊严,其音和平而甜美,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泰戈尔如诗的言辞,徐志摩诗人的气质和如诗的翻译,成为中英双语最美修辞的双璧,让清华师生大饱眼福和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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