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问世不久便大受欢迎：“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季羡林先生则把《红楼梦》视为中国文学的“状元”。这些都证明《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至尊地位。
那么，这座高高在上的巅峰是否孤独无偶，“高处不胜寒”呢？
任何高峰都不是悬在空中，而是需要坐落于广袤的现实土地上，与大地息息相关的。
四大名著各以其独有的思想与艺术魅力饮誉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巨著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其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具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义？尤其是，作为巅峰之作的《红楼梦》与其他三部名著在价值取向方面相通的关联点在哪里？它作为巅峰之作高出其他三部名著者又在何处？
如果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轨迹：他们从下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其中《红楼梦》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与其他三部名著的异同既显示出通俗文化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自我调解机制的效率。
《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它以宝、黛爱情悲剧为主线，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描绘出18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封建专制下新兴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萌动。结构宏大、情节委婉、细节精致，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声口毕现，堪称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经典。
《红楼梦》从诞生起，就一直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象受到社会上的极大关注。人们不断采用“评点”“索隐”等不同方法试图破解《红楼梦》这顶皇冠的密码，但直至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红樓梦》研究才找到接近于从文化哲学角度解读的正确路径。
《红楼梦》向世人昭示一个人们感情上难以承受，却无可改变的哲理：人生和社会永远处于无法摆脱的命运悲剧之中。这不仅是作者个人的人生经验总结，也是清初社会感伤思潮的具体表现。他从三个层面揭示了从社会到个人，从表层到深层的悲剧意蕴。
首先，从小说的题材表层意义看，《红楼梦》写出了由家庭悲剧构成的社会悲剧。它以四大家族的兴衰为基本线索，以宝、黛爱情为中心事件，写出了从家庭到社会的悲剧命运。
作者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贾府这“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竟然在几年之间，“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灭”？同样，为什么贾宝玉和林黛玉心心相印的美好爱情却毁于一旦？
第一，作者将封建官僚家族政治上的腐败作为其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到“护官符”所曝光的四大家族黑暗政治内幕，都毫不掩饰地揭露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官僚家族及其所依靠的封建政权，已经到了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崩溃解体边缘。
第二，作者从生活的穷奢极欲写出四大家族必然崩溃的结局。《红楼梦》中有几个读者印象深刻的描写，大到元妃省亲、秦可卿葬礼这样声势浩大、竭尽铺张的家族盛事，小到用几十只鸡腌制出来的一盘茄子，乃至焦大嘴里那句名言“我们好不容易挣下的家业，哪里承望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每日家偷鸡摸狗，扒灰的扒灰，偷小叔子的偷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这贾府除了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可说是无一物清静”等等，都形象地揭示出这个曾经的富贵大厦何以濒临倒塌。
第三，作者以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生动描写，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
贾宝玉的形象在贾府的社会悲剧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来在贾府的后代中，贾宝玉最有条件成为家族振兴、金榜题名的光彩人物。贾政也正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和塑造宝玉的。但遗憾的是，作为社会新思潮代表人物的贾宝玉与作为腐朽的封建势力化身的家庭是格格不入的水火关系。他自身那些与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背道而驰的东西，对于他个人来说，体现了他作为社会新思潮和新气象人物的资格，但对于家庭和社会而言，却仍然是后继乏人的象征。
贾宝玉的爱情悲剧也是其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这种爱情描写正是《红楼梦》高于其他爱情小说的地方。它既不像才子佳人小说那样以道德说教的冬烘面目出现，也不同于艳情小说的露骨肉欲描写。它的独特之处是写出了宝玉对女子世界的“意淫”——强调精神的契合，把宝玉、黛玉之间的情感升华为一种诗意的纯净的美感。
其次，从深层的文化层面看，曹雪芹通过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我们不仅可以从贾赦、贾琏、贾珍这些丧失廉耻的贵族后裔身上看到儒家思想的失败，而且就连那些作者肯定的青年女子的不幸命运，往往也可以从儒家道德文化的影响中找到原因。薛宝钗和林黛玉两个形象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这个问题所在。
薛宝钗是婚姻的胜利者，她取得婚姻胜利的法宝就是她以儒家道德规范打造的淑女形象的成功。但是，正是那种循规蹈矩，“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女训规则，使薛宝钗在很多场合隐藏掩盖了她本来具有的炽热情感和过人才华。失去真实才情表露的薛宝钗用淑女形象赢得了婚姻，但却失去了与贾宝玉进行精神对话交流的契机，成为爱情的失利者。而林黛玉虽然在这方面胜出薛宝钗，成为宝黛爱情的胜利者，但封建文化背景下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地位，使得林黛玉没有把爱情的胜利转化成为人生的积极要素和推动力量，相反却只能与零落的残花一起步入生命的绝境。
第三，从人生哲理的层面看，《红楼梦》对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最大突破，就在于它彻底抛弃了那种自欺欺人，始终幻想喜从天降的浅薄悲剧意识，而是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其永恒的不幸。
曹雪芹不仅昭示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而且还以贾宝玉出家的方式提出了解决人生悲剧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出家并不完全是由于个人命运的灾难，而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整个人类的悲剧充分感悟后所作出的解脱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