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展现了中国社会人际交往与互动过程的心理和行为过程，本文以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为基础，通过阐述人情关系对政策执行主体在选择政策执行对象和执行抉择的影响，从而提出在政策执行时应避免人情关系妨碍政策执行，警惕阶梯效应和破窗效应的启示。
关键词：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人情关系；政策执行
1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概述
“人情与面子”的理论模型是由黄国光在《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书中所建构的，用以论述中国人的社会互动与交往行为，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官场运作规则的。而这一种理论模型在政策执行分析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将互动的双方界定为“请托者”及“资源支配者”。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心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关系判断”。其中，“情感性部分”，代表资源支配者和双方进行社会互动时，考虑双方利益的倾向；“工具性成分”代表资源支配者与他人互动的目的均是以他人作为工具，牟取自身的利益。然后再依照“情感性成分”的多寡，将人际关系分为三大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相对应的三种交往法则为需求法则、人情法则或公平法则。当个人与这三种关系的他人交往时，都会根据情感性成分与工具性成分、代价与回报进行考量，受情感性成分影响，很容易陷入“亲情困境”或“人情困境”之中。但当与属于工具性关系的其他人互动时，就比较可能从事精细计算的理性行动，从而做出客观的决策。
该理论模型分析了情感性成分和工具性成分是如何影响人们做出关系判断和行为决策，构造了完整的关于人情与面子的中国人权力游戏的逻辑框架。
2 人情关系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所谓人情关系，指的是在社会互动中人与人之间一种具有可交换性特征的关系，常常成为人际交往的手段和工具。人情关系不仅被运用于社会互动中，政治、官场等交际和人情无不体现着充分考虑“代价”与“回报”的较量。尤其是在看重关系的中国社会，人情关系对公共政策执行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公共政策是有关社会公共权威在特定情境中，为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方案或行动准则。显然，公共权力在政策执行时不可避免地要交由具体的机构或个人去行使，由此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便会出现实体上的公共性与形式上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那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是如何作用于政策执行的？其影响体现在政策执行的特征之中。
2.1 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影响政策执行的对象
对象的适用性是政策执行的特征之一。政策执行首先应该要弄清楚的是政策的适用对象及其范围，否则就会影响政策执行主体的公信力，从而削弱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一方面，由于某些政策对其对象和范围仅仅作了模糊性、隐含性的规定，使政策执行主体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或者理解出现偏差；另一方面，有些政策执行主体因掌握绝对的决定权，在执行政策时可能会根据人情关系判断而非公正衡量选定政策对象，以此做出以公谋私的利己行为，从而导致执行失效与对象错位。
固定关系是产生人情与面子的基础。所以受固定关系的影响，政策执行在“公”与“私”抉择时，容易面临人情困境和亲情困境。不仅如此，人情与面子理论模型中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之间的心理界线是不明显的，这也就使得拥有公共权力的政策执行者与请托者之间的关系具有可变动性。请托者通过拉交情、攀关系、求人情来增加与政策执行者的情感性成分，使政策执行者在执行决策或利益分配时受人情法则的影响能够有所偏袒。
一直以来，受人情关系决定政策执行对象的事例在现实中并不少见。随着扶贫政策的推行，近年来，村干部村支书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骗取国家危房改造资金、违规为亲属办低保，出现“关系保”“人情保”、私用财政供养干部亲属等违法腐败现象屢见不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良现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频频发生，这些都是因为政策决策者将私人感情掺杂进公共政策的执行和决策中，考虑裙带关系和人情面子，在自利性面前丧失原则，模糊是非标准判断，从而影响到政策的执行，使政策变了样。
2.2 人情与关系理论模型作用于政策执行的灵活性
政策在贯彻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弹性，因而并不排除执行的灵活性。执行的灵活性是为了给予政策执行部门能在特殊情况或者突发情况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其目的是希望取得更好的执行效果。但是人们却利用人情与关系在“自由裁量空间”中“钻了空子”，导致有些政策执行者在政策执行中背离了政策本身的初衷，执行效果与目的反向而行。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中，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政策执行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时，除了进行关系判断和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的关系网和可利用性。其中被曝光的交警部门执法徇私便是案例之一。交警部门在开展路检路查，严查酒后驾驶、无牌无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执勤执法中，有些执法人员不仅遇亲属、同事等有关系的人留私情，对于上级或者权贵等同样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般带有对象选择性的执法背后隐藏着的是政策执行人员对代价与预期回报的权衡。如此执法是一种将人情与私情凌驾于法制之上的违法行为，不仅使得执法人员和部门的公正形象受损，而且让游离于法治之外的人们产生侥幸心理，无视 政策，这恰恰是与政策制定时的初衷和目的相违背的。
相比于那些有权有势、遇事找关系、受私情掩护的人，无权无势又无关系的平民百姓在办事或失意之时，常会感叹于社会的“世态炎凉”，抱怨社会的不公和腐败，产生对行政人员的不信任和谴责。如此种种都是人情关系影响政策执行所带来的负面后果。
3 人情与面子关系理论模型对政策执行的启示
3.1 警惕阶梯效应，防范于未然
当公权力或可支配的资源掌握在政策执行者手中时，作为资源支配者的执行者，如若受到人情关系的困扰，公共与个人之间的矛盾便会更会突显出来。而政策执行机构和人员对政策的有效执行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政策执行者必须自我约束，从思想上杜绝以权谋私的不良意识，防止在决策执行时将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利益中倾斜。政策执行于公不于私，将人情与关系理论模型排斥于抉择之外，警惕为了面子和人情阻碍政策公平出现的“阶梯效应”。
3.2 防止破窗效应，加强权力监督
破窗效应表明环境对人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人与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结成一张张关系网，形成自己的交往范围和信任圈子。一旦关系网中的某一成员作出左右政策公正执行的行为，在关系网内的其他成员或者其他政策执行主体就有可能受到同样的暗示和影响，将公有权力自利化。因此为避免政策执行主体中产生不良违规现象的破窗效应，就要对政策执行主体和执行过程进行监督，使被赋予的权力之间有所制衡，并对“人情执法”和“选择执法”等违法行为依法追责，以此防范政策失真，还原和落实良好政策的初衷。
参考文献
[1]谢明.公共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黄光国，胡先缙等著，2004.
作者简介
张舒婷（1997-），女，汉族，广东梅州市人，本科在读，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师范）专业，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