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德庆县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南方诗歌节”，2017年12月20日在广东省德庆县开幕。下午四点，在德庆县美术馆举办了以“‘三个崛起’与当代诗歌的突围”为主题的对话会。一百多人的美术馆大厅座无虚席，“三个崛起”的作者谢冕、孙绍振、徐敬亚就相关问题和与会专家、当地诗歌爱好者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主 持 人：王光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嘉 宾：谢 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孙绍振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徐敬亚 诗人、文学评论家
沈 奇 西安财经学院教授
唐晓渡 作家出版社编审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时间：2017年12月20日16：00-18：00
地点：广东德庆县美术馆
录音整理：景立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光明：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来到广东德庆出席首届“南方诗歌节”。非常荣幸今天下午能与谢冕先生、孙绍振先生、徐敬亚先生和在座的诸位朋友，一起回顾“三个崛起”的昨天和今天。“南方诗歌节”今年是首次，“三个崛起”的相会虽然不是首次，但今天以学术对话的方式回顾和反省“三个崛起”的前世今生肯定是第一次。所以今天下午的對话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三个崛起”的提出至今已有三十几年的历史了。三十几年以来，中国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中国诗歌在世界上的声音越来越洪亮，中国诗人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和“三个崛起”当年的开拓之功也是分不开的。
虽然“三个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有文学史意义的名词，但是他们的作者之前未曾相约，他们的第一次相会，还是在1997年7月的武夷山“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
我把今天对话的题目定为“‘三个崛起’与当代诗歌的突围”，意思是说“三个崛起”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具有“突围”的意义。“三个崛起”提出的一些观点，三十几年后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但是当年他们写文章，提出问题，是承受了巨大的历史压力的。所以，“三个崛起”在当初的时代语境中是非同寻常的。第一个“崛起”是谢冕先生提出来的。那么，请问谢先生当年是怎样想起用“崛起”这个词去命名所面对的诗歌现象的？有没有想到后来会有很多“崛起”出现？有没有想到要面临巨大历史压力？
谢 冕：接着王光明先生的话说，我们三个被“崛起”一词联系起来，叫“三个崛起”。就这“三个崛起”而言，我事先并不知道他们要写文章，也不知道他们后来会用“崛起”的名字，不管是孙绍振，还是徐敬亚。所以说，“三个崛起”的出现不是预谋，而是不约而同的结果。我自己写这个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从德庆往西是广西的南宁，1980年4月在那里召开了一次诗歌会议。发起单位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还有西南民族学院。在南宁开会的时候，有个重大题目，就是回顾新诗的发展道路，这是建国以来全国第一次诗歌理论会议。在南宁开会的时候，中心的问题是出现了新的诗歌现象，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朦胧诗”或者叫做“新诗潮”。这些新的诗潮当时处于萌芽状态，我们几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分别看到了这一现象。南宁会议上就引起了一次大讨论，或者说论争，也可以叫论战。当然，论战主力应该是孙绍振先生。徐敬亚当时还是学生，没能参加这次会议。孙绍振先生是论战的急先锋，我应邀在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内容是我对“新诗潮”的一些看法。当然，我是站在“新诗潮”这边的，并明确表示，我支持这一现象。在南宁开会的时候，《光明日报》有个记者在那里。我记得是黎丁先生，始终参加了这次会议。会间他跟我约稿，说这次会很有意思，会给你们专版，我欣然答应。5月4日，我写出《在新的崛起面前》送到《光明日报》的时候，发现别的朋友都没有来稿，专版发表也就没能实现。于是，5月7日《光明日报》单独发表了我这篇文章。当时写的时候为什么用“崛起”，这是我自己想的。当时也想到用“新的诗歌现象”“新的……”等说法，但是想来想去都不合适，改了又改，最后确定用“崛起”。“今天派”也好，北岛、舒婷也好，都是知青一代的诗。当时诗歌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我有一个说法，受到当时一些诗坛前辈们的指责。我说，诗歌正在走着越来越窄狭的道路。他们的观点与我不一样，认为诗歌正在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这就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什么我说“越来越窄狭”呢？新诗是自由的，是个性解放的象征，是个人独立的象征。在一个异常的时代，所有诗人都写一样的诗，所有批评家都推崇一样的诗。诗歌不能抒发自己的心灵，诗歌没有自由，更谈不上宽广。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这篇文章，我要支持“朦胧诗”，支持“新诗潮”，我该用什么名词？我觉得诗歌在“沉沦”！“沉沦”到地平线以下了。期待着一个火山爆发，才能把诗歌挽救过来。那么，我想这个词应该是“崛起”。
王光明：谢先生让我们对“崛起”的历史语境和为什么用“崛起”一词有了了解。为什么用“崛起”一词呢？因为我们的诗歌有了太长时间的沉沦。由于要主持“三个崛起”的对话，前几天我又重新温习了谢先生的那篇文章。在文章中，谢先生指出，有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我们如何看待这种“崛起”？在谢先生那里，“崛起”指的是一批新的诗人在崛起，一批与过去“沉沦时代”不同的诗歌在崛起。先接过这一话题的当然是孙绍振先生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他的这篇文章我也重新温习过。有意思的是，他把“崛起”的人与诗的探讨，提高到美学层面的探讨。他说，“与其说新人在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在新的探索者的笔下，人的价值标准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不完全取决于社会的政治标准。它们“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总之，他是在强调美学和社会学的不同。但是，孙绍振先生又在文章中说，表面上是不同美学原则之间的分歧，实质上又是人的价值标准之间的分歧。此时您好像又把美学标准和人的价值标准一起说了，此话怎讲？
